摘 要：AI智能体（AI Agent）正在从“对话工具”进化为“行动主体”，能够自主调用工具、执行脚本、做出决策。这一技术跃迁对传统民法“委托代理”理论提出了根本性挑战：AI能否成为法律上的“代理人”？其行为后果由谁承担？本文以“养龙虾”热潮中的OpenClaw实务场景为切入点，分析AI智能体与传统代理理论的适配边界，并探讨域外立法动态与中国“电子代理人”理论对律师实务的启示。

一、从“养龙虾”说起：一个真实的

AI智能体场景

2026年春节后，科技圈最火的话题只有一个：你“养龙虾”了吗？

不是餐桌上的麻辣小龙虾，是一个叫OpenClaw的开源AI智能体。因为Logo是红色龙虾钳子，网友把部署、调教它的过程戏称为“养龙虾”。GitHub星标超越Linux登顶历史第一，腾讯大厦门口近千人排队安装，淘宝上门服务500元一单，两会代表委员公开热议——一只“龙虾”，从极客圈杀入了全民视野。

我也加入了“养虾”大军。部署完成后，我给这只“龙虾”派了第一个活：整理一年来代理案件的案卷材料，按当事人、案由、审理阶段分类归档，并生成一份检索目录。

这个AI智能体的工作方式与传统对话式AI不同——它直接访问了我的工作目录，读取了散落各处的案卷文件，调用文件管理工具完成了分类归档，最后生成了一份结构化的《案卷检索目录》，并自动保存到指定文件夹。

这就是AI智能体（AI Agent）与传统AI的区别：它不再是被动的“对话者”，而是能够自主理解目标、拆解任务、调用工具、执行决策的“行动者”。OpenClaw在官网中自称“The AI that actually does things”（真正能做事的AI），恰如其分。

问题随之而来：当AI可以自主“做事”时，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，由谁承担？

二、传统“委托代理”理论的三重要件

《民法典》第161条规定，代理是“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”。通说认为，委托代理的成立需具备三重要件：

（一）目标委托

被代理人将特定法律行为的实施权授予代理人。核心是“授权行为”——被代理人明确表示让代理人代为实施某类行为。

（二）方法自主

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享有自主决定权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具体的实施方式。这正是“代理”与“传达”的区别：传达者只传递意思，代理人则形成意思。

（三）后果回流

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，无论结果好坏。这是代理制度的核心——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行事，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。

那么，AI智能体的行为是否符合上述要件？

三、AI智能体与传统代理的适配困境

（一）“意思表示”的主体性缺失

代理制度的前提是：代理人具有独立的意思能力，能够形成并表达法律意义上的“意思”。而AI智能体的“决策”，属于算法在预设规则下对输入数据的运算结果。

Bloomberg Law在2026年3月的一篇评论中指出，与真正的受托人相比，AI智能体“没有法律人格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被起诉；它对资产不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；其‘信义义务’最终只是一段系统提示词（system prompt），而非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义务”[1]。

AI的“意思”在法律意义上并非“意思”，其“决策”也不构成“意思表示”。

（二）“过错责任”的归责难题

传统侵权责任以“过错”为核心：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造成损害，方承担责任。但AI智能体没有主观心理状态，其“错误决策”既非“故意”，也难以界定为“过失”。

2026年2月生效的欧盟《人工智能责任指令》（AI Liability Directive）试图解决这一问题，引入了“推定因果关系”规则：在高风险AI系统造成损害时，若受害人难以证明因果关系，法院可推定AI系统的缺陷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联系[2]。但这仍然是将责任归咎于AI的“开发者”或“使用者”，而非AI本身。

（三）“授权边界”的模糊性

OpenClaw等智能体需要较高的系统权限：访问文件、执行脚本、发送消息。用户授权时往往只给出一个模糊目标（如“帮我整理案卷”），AI则自主决定调用哪些工具、执行哪些操作。

这种“目标授权、方法自主”的模式，在形式上接近委托代理的“概括授权”。但问题在于：AI可能在执行过程中超出用户的真实意图——例如，为完成“整理案卷”而删除了原始文件，这是否在授权范围内？

更严峻的是，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在2026年3月10日发布风险提示：由于OpenClaw智能体的不当安装和使用，已经出现插件投毒、隐私数据、支付账户、API密钥等敏感信息遭窃取等安全问题[3]。33.5万只“龙虾”正在“裸奔”。

四、域外立法动态与中国法启示

（一）欧盟：AI责任框架的渐进式构建

欧盟《人工智能法案》（EU AI Act）于2024年8月1日生效，对高风险AI系统实施严格监管[4]。配套的《人工智能责任指令》则为AI致损的民事赔偿提供了统一框架。

核心思路是：不赋予AI法律人格，而是强化“人类控制者”的责任——无论是开发者、部署者还是最终用户，均需对AI行为后果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二）美国：企业自治与判例法的探索

美国尚未就AI智能体出台统一立法，但Bloomberg Law建议企业“将AI视为法律上的代理人（legal agent）制定内部政策”，承认AI系统虽非法律主体，但其行为可产生真实法律后果[5]。

这一思路与美国《统一电子交易法》（UETA）中的“电子代理人”概念一脉相承：将自动化系统的行为视为“使用人意思的延伸”，后果由使用人承担。

（三）中国：电子代理人理论的现有框架

中国现行立法中未直接使用“电子代理人”术语，但相关制度已在《电子签名法》中体现。

《电子签名法》第9条第1款第（二）项规定：数据电文“由发件人的信息系统自动发送的”，视为发件人发送[6]。

该条款蕴含了“电子代理人”制度的核心意旨：自动完成发件人预设任务，视为发送人自身的行为，发送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。

学术通说认为，“电子代理人”并非法律主体，只是电子订约的工具或手段；其行为归属于自动系统的使用人。这一理论可为AI智能体的法律定性提供参照——将AI智能体的行为视为“使用人意思的延伸”，后果由使用人承担。

但OpenClaw等新一代AI智能体的自主性远超传统自动回复系统，其“理解目标、拆解任务、调用工具”的能力，已接近甚至超越人类代理人的“方法自主”边界。传统“电子代理人”理论是否足以应对，值得进一步观察。

（四）对律师实务的启示

1. 服务协议的权限约定：为使用AI智能体的客户起草服务协议时，应明确约定AI的授权范围、操作边界及责任划分。

2. 企业合规的AI政策：协助企业客户制定AI使用政策，将AI智能体的行为纳入内部风控体系。

3. 争议解决的证据保全：AI智能体的决策过程可被完整记录（如OpenClaw的对话日志），这为争议解决提供了独特的证据来源。

五、结 语

AI智能体的法律定位，是一个“旧理论遭遇新技术”的经典命题。传统代理理论以“自然人”为预设主体，难以直接套用于算法驱动的自动化系统。但在立法未作根本调整前，务实做法是借鉴“电子代理人”理论，将AI智能体的行为视为“使用人意思的延伸”，通过合同约定、内部政策等方式明确责任边界。

技术进步不会等待法律，但法律必须回应技术。

参考文献

[1] Bloomberg Law, “OpenClaw Raises Questions on AI Agents Acting as Trustees”, March 2026.

[2] European Commission, “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ability Directive”, 2026.

[3]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， “关于OpenClaw安全应用的风险提示”, 2026年3月10日.

[4] European Commission, “AI Act - Shaping Europe's Digital Future”, 2026.

[5] Bloomberg Law, “AI's Leaps Forward Force Talks About Legal Personhood for Tech”, May 2025.

[6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》第9条第1款第（二）项.